16人对7300人,“数据不过夜”最难

16人对7300人,“数据不过夜”最难

4月26日,高蕊(右二)在远大园社区核酸采样点现场疏导指引居民进行核酸检测。 受访者供图

16人对7300人,“数据不过夜”最难

5月1日,在西唐鑫企旺核酸检测点位,杜进平(左二)为居民解答健康宝及去市场买菜等问题。受访者供图

16人对7300人,“数据不过夜”最难

5月6日,潘家园南里社区,社区书记贾彦君边接听居民来电,边在本子上记录他们的需求。 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

16人对7300人,“数据不过夜”最难

4月29日,晨月园全体社区工作者做核酸检测前的准备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
风险区精确到楼栋,临时管控区内划分了不同层级的管理模式,与之对应的是大量防疫和民生保障工作。政府相应地实施了如下沉街道干部、辖区内企业支援、招募志愿者等措施以应对人手不足的问题。

社区工作者从隐形到被看见,深入到防疫日常的各个角落。

三千多户人的信息处理完,天也快亮了。

办公室里充斥着各种声音。李薇一边迅速敲击着电脑键盘,一边把查到的信息传递到电话那边。另一部座机的铃声持续响着,窗口处来访的居民不断。

这里是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南里社区办公室,自4月25日起,潘家园街道被划入北京市第一批管控区。作为疫情防控服务管理的“最小单元”,社区以最快的速度响应。潘家园南里社区一共有16名工作人员,他们要负责33栋居民楼、7300余人的风险管控。

风险区精确到楼栋,临时管控区内划分了不同层级的管理模式,与之对应的是大量防疫和民生保障工作。政府相应地实施了如下沉街道干部、辖区内企业支援、招募志愿者等措施以应对人手不足的问题。

社区工作者从隐形到被看见,深入到防疫日常的各个角落。

“有100个居民需要隔离,就是100条流水线”

办公室里,话筒放下不到一分钟,电话铃声再次响起,这次是两部座机同时响起,李薇只能选择其中之一。走廊里,社区书记贾彦君放下装着消毒水的喷壶,冲进办公室接起另一部电话。在她身侧,两名税务部门来支援的“下沉干部”站在窗口,帮助居民填写外出就医申请表。

“你们书记在哪儿呢?”听到喊声,一位社区同事接过贾彦君手里的话筒。贾彦君走出门,开始给身穿防护服的医生们分组。这是5月6日上午九点多,新的一批医生来到潘家园南里社区,他们被分成两人一组,坐上大巴车去各小区换班,为居民做核酸检测。

“忙得不可开交”是潘家园南里社区的日常。4月22日,潘家园街道松榆东里出现确诊病例,贾彦君和同事们接到通知:所有人不许回家,直接入住附近旅馆,开始疫情防控工作。

在小区内为居民做核酸检测,成了社区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。5月6日的风很大,一早就飘起雨。王杰在潘家园南里十七号院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,两把隔着几米远的遮雨大伞下,排着身份信息录入和做咽拭子的两条队伍。有时大风突起,伞骨霎时被吹得朝天展开,王杰要用手把持着晃动的伞柄,在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一起将倾斜的伞柄扶正。

王杰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已经习以为常。光是核酸检测这一项,就要花费一上午的时间。除此之外,居民信息扫码录入、核酸检测试剂管运输、医务人员换班,一个小区内检测核酸的大小事务,都由王杰来协调。原地站立三个小时,双腿便开始发麻发热,肌肉酸痛紧绷,只能通过原地活动脚踝、膝盖来缓解酸痛。

“核酸检测只是工作中的一个小环节。”王杰形容,在这次疫情暴发的最初阶段,工作好似工厂里密集的流水线:大数据下发到社区后,他需要查询相关的政策,同时进行信息核实;并判断这户人家是否需要管控。

一旦判断为需要管控,继而又有一系列措施:测体温、安装门磁、建立健康监测微信群。而居民在家隔离后,若是出现疾病等突发状况,他要和医生沟通,判断是否需要送医。此外,封控居民的一日三餐、生活垃圾,王杰要联系物业;小区一旦出现密接和次密接人员,王杰也需要上门进行转运。直到居民解除隔离,一整条工作线才算完成。“若是有100个居民需要隔离,就是100条流水线。”

安抚居民情绪,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

“虽然疫情已经有两年多了,但这是头一次距离我们这么近。”贾彦君说,4月22日当天夜里,同事们紧急采购了一次性内衣裤、迷你款洗衣机之后,就开始连夜处理居民的信息数据,进入了“战时状态”。

从那时起,潘家园南里社区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就没有停歇过。每个人都大声地扯着嗓子说话。他们的声音早已嘶哑。李薇掏出一片润喉片,连同水一块儿咽下,前些天,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听到他们沙哑的嗓音,给他们一人送了一盒润喉片。

5月6日上午,吴艳琳来到嘉禾园小区,引导大家做核酸检测。下午,她回到了办公室,开始接听源源不断的电话。

吴艳琳说,在潘家园南里社区被划进临时管控范围时,她曾一度有崩溃的感觉,在与家人视频时号啕大哭。她已经有很多天不能见到女儿了。在此之前,吴艳琳曾有机会回家,但是她怕把风险带给家人,便选择了住在外面。

王杰负责两个小区的工作。为方便消息通知,两个小区的二三十幢楼都建有微信群,一个群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。只要打开手机,群消息就如同洪水一般涌出,有居民发来消息询问何时解封,也有居民质问自己的健康宝为何弹窗。王杰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:“居民想尽快上班,我们想尽快下班。”

安抚居民的情绪,成了王杰自封控以来的工作常态。“你不回答,他抱怨你不作为;你回答,他说,你说得不全,我不相信”。王杰直言,这两年的工作,对社区团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

王杰原本负责社区的综合治理工作,这样的工作谈不上压力,只需要每天按部就班。但疫情管控开始后,人员都被调派去防疫,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他们总会遇到不被理解的时刻。入户为居民做核酸检测,老太太开了门就问,“我们怎么相信你的身份?”打电话做流调信息时,人们也常怀疑接起的是诈骗电话。

有些时候,社区工作人员还会招来怒火。有的居民由于北京健康宝的弹窗迟迟不消,会来社区冲着工作人员质问。

李薇和同事们理解居民的火气,“可能大家被封控起来,我们就成了一个发泄的窗口。”可他们也没办法,弹窗问题他们只能依照程序办,给符合规定的人提交解封的申请。

防疫之后,每个人的身份变得多元

管控区外,防疫同步进行。

5月6日,杜进平安排了两个人去倒休。

她手机里100多个群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和疫情有关的核酸检测、数据核查自不必说,还有大气污染群、垃圾分类群、心理专班群。

杜进平是东城区体育馆路西唐社区居委会书记,今年50岁,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2年。西唐社区是北京平房的聚集区,在这个社区里的户籍人口有6000多人,不过实际居住的人数是3212人。

平房社区的优势在于工作人员不需要爬楼,但是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一些居民家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,不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,转运数量增多。而共用的公共厕所,也成为疫情扩散的危险地带。

因为房租低廉,平房区里住了很多快递员。杜进平说,每次管控几乎都会涉及社区里的快递员,他们去过的地方最多,成为密接的风险最大。这个时候,社区里的工作人员往往自己带饭,把工作餐省下来给快递员送过去。“尽量解决他的午餐,25块的标准。”

虽然社区没有被管控,但是大量的流调信息也随时涌进来,需要限时处理。和2020年相比,数据核查和人员管控工作几乎“翻了几十倍”。除此之外,社区里老年人多,也是信息筛查的难处所在。

针对社区里的特殊人群,他们建立了分类清晰的台账,有多少老年人,哪些人有常见病,哪些人需要特殊帮助,“建立老年人的台账,老年人子女的台账,残障人群的台账,在疫情之中不断地更新完善,非常琐碎。”

提到疫情之下的工作难点,几乎每一个书记都会提及数据核查,“有的你要在1小时30分钟内完成核查,或者4小时内完成核查,有一句话叫数据不过夜。”

赵芳芳是80后,在西唐社区工作了7年。对她来说,疫情之后最难的工作是流调。有时候深夜来了筛查工作,她也要即时打电话,经常是话只说了两句,电话那头就暴躁起来。“可能在这之前已经接了两三个电话,很气愤地数落我们,我也能理解,只能耐心细致地解释。”

与赵芳芳年龄差不多的高蕊,是海淀区曙光街道远大园社区居委会的书记,在曙光街道17个社区居委会书记中,有16个人是书记、主任一肩挑,“我应该是年纪最小的。”

在社区工作之前,她是幼儿园老师,想兼顾家庭和工作,她报考了家附近的社区岗位。在她看来,2014年开始,社区工作明显忙碌起来。远大园社区是回迁社区,回迁楼房的居民有事第一反应就是找社区居委会。

在远大园社区一共有九名社区工作者,负责1100多户居民的工作。九个社区工作者里面,只有一名男性。此外,年龄在30-50岁之间的有七名,高蕊虽然是书记,也是里面第二年轻的。

十年间,她分别在三个不同的社区工作过。防疫工作开始以后,“八九年没有经历的事情,在这两年都经历过。”她常说,“社区就像一个筐,什么都往里面装。”防疫之后,每个人的身份变得多元,是快递员,也是垃圾清理员,有时还是买菜员、买药员。

在高蕊带领下,远大园社区有一些独特的工作分配方式。比如九个社区工作者分成了六个工作小组,每个工作小组都有主要负责人和辅助人员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阳性病例,但他们在常态化的防疫工作中已经做好了应急预案。“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混乱,大家手忙脚乱的,千头万绪,没有一个主要负责人,我就开始制定了这个分组。”

数据排查组,是疫情管控的最前端;摸排报备组,居民主动报备,或者通过敲门行动来排查,掌握派单之外的情况;核酸检测组,负责做上门核酸;数据汇总组,形成工作台账;居家服务组,每个社区工作者,一个人包一栋楼,承包140、150户,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掌握;卡口管控组,负责小区巡视巡查,督促保安扫码登记测温。

工作理顺之后,高蕊带领的社区工作团队效率高了很多。

“社区工作是朝阳行业”

正是疫情防控的关节点上,在贾彦君看来,她们此刻“只盼着疫情防控不要出任何问题”。

但在疫情之下,人手不足的问题变得更为显著。在潘南社区,王杰的同事里有一半被临时借调,进入其他封控小区内封闭式管理,日常的社区工作和核酸检测工作都落在了另一半的同事手上。

李楠是海淀区曙光街道晨月园社区书记,在她的社区,13名社区工作者要负责6000人左右的居民服务。

她坦言,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加人。

李楠在3年前走上书记岗位,从入职之初到现在,心态悄然在改变。“当初是找个工作而已,时至今日,多了很多责任,这份工作不是单纯拿工资,是肩负着很多民生。”

在她看来,社区工作做的是人的工作,“心气儿顺了才能好好过日子,他的日子跟我有关系,不是生硬机械地按规矩办事就完了。”

尽管一路走来受过很多委屈,但是她现在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干得更好,“我不干了谁来干呢?所以你得做干部储备,把后面的梯队储备好,不能断。”

杜进平则认为,疫情之后,居民跟社区的关系更密切了,大家对社区工作者的认可度也有所提升。“社区工作者没权没钱,以前很多人会觉得你凭什么管我,但是经过疫情,社区工作者凭着真诚奉献,更多的居民是对我们心疼。”

赵芳芳专门买了一辆电动车停在社区,为了以最快的时间到达居民家。7年过去了,她几乎已经成了百事通,涉及老人、婴幼儿各式各样的政策如数家珍,“每一年都在成长”。

对于未来,她很乐观,她觉得社区工作是朝阳行业,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王杰形容自己的睡眠变得“非常好”――回到酒店几乎是沾枕头就睡。眼看着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任务又在眼前,王杰开始扳着指头估算日子,“怎么着这疫情也快结束了吧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李薇、王杰、吴艳琳为化名)

A08-A09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汪畅 朱清华 实习生 雷欣谣

(责任编辑:马金露 HF120)

推荐阅读